从去年起，每一次到上海，经过市中心那栋咖啡色的国际饭店时我难免瞻望几眼，因为，在建筑师贝聿铭的对话录里有一段话，1933年，十六岁的他经常路过正在修建的国际饭店工地，“人家说这幢楼要造廿六层，可我就是不相信！你想像一下，周围的楼都只有五层、六层、七层、八层，而这幢要有廿六层。所以每到周末我就去看它慢慢升高。”受到感染的贝聿铭由此对建筑发生强烈兴趣，前往美国开始了漫长的设计师生涯。国际饭店，是装饰派艺术（ArtDeco）在上海结出的果实之一，这座当年的远东第一高楼是上海乃至中国洋派、繁荣的最显著标志之一，直到1983年才被南京的金陵饭店超越。如今，它已经陷入一片耀眼的新大厦的包围中。
　　去年年底去上海出差前，偶然留意到摄影家尔冬强正在举办“上海ArtDeco”摄影展，就计划要去参观，因为国际饭店，也因为贝聿铭的怀旧絮语。
　　尔冬强艺术中心坐落在泰康路210弄2号乙的小巷，临近的有陈逸飞工作室，他们两个人最早到这片六十年前日本人修建的机械零件工厂开辟艺术空间，之后陆续有几十家工作室、工艺品店进驻，已经成了一处文化创意园区。2006年12月9日开幕的这个展览，展出尔冬强拍摄的五十余幅关于上海装饰艺术建筑的照片。少为人知道的是，尔冬强从廿年前就开始研究和收藏上海的装饰艺术建筑、家具和电器，拥有丰富的装饰艺术藏品和资源。
　　小巷本就僻静，“上海ArtDeco”摄影展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热门，也许是因为中国还心急火燎要往前冲，没有心情暂停下来回顾中国现代设计史上的诸多环节。反倒是在海外，尔冬强关于上海装饰艺术的摄影作品和研究更受关注。

飘洋过海，从西到东
　　1925年的“国际装饰与工业艺术博览会”催生了“装饰艺术”这个字眼，但是早在这之前，卡地亚、香奈尔和路易·威登等奢侈品牌就开辟了装饰艺术的先声，受到东方图案和新工业影响的这一风潮是对再次奢华起来的巴黎人的欲望的主动回应，设计师尝试用更为简洁的形式构造家具、珠宝、绘画、图案、书籍装帧、玻璃陶瓷……它们不仅追求豪华，有时也开发有华丽感的新材料和技艺，批评家希利埃认定它是一种明确的现代风格。
　　中国也同样参加了那次令人眼花缭乱的博览会，可是当时的中国是如此衰弱，以致法国人，当然还有现在的我们，都不了解中国驻巴黎的赵姓领事到底带什么去了大皇宫博物馆。可是，这次博览会让装饰艺术形成世界性的风潮，很快就在美国、英国混合出丰富的变种，塑胶、钢筋混凝土、工业玻璃之类新材料逐渐取代了昂贵的硬木、宝石材料，手工制作也让位于批量生产，让它成为两次大战之间占统治地位的设计潮流。
　　早在1920年代，装饰艺术风格的家具就深入上海的俱乐部和新潮住宅，最早的装饰艺术可追溯到汇丰银行大楼的内饰以及1925年落成的诺曼第公寓。之后装饰艺术透过源源不断的淘金者、留学生进入了上海，在建筑、家具和葡萄酒包装上引领时尚，产生了所谓的上海装饰派，可说是欧美现代设计进入中国的源头之一。
　　1930年代，南京、武汉、天津等通商口岸和大城市几乎都有装饰艺术建筑遗迹，上海最为集中，因为它本身就是当时的商业、文化和艺术的中心，而香港、新加坡乃至东京，都远远落在后面。勇于尝试摩登事物的上海人热情迎接了中外设计师，公和洋行、赉安公司、哈沙德洋行和范文照、庄俊、华盖、基泰工程司等同场竞技，设计了众多酒店、电影院、医院、学校、教堂、公寓、别墅。
　　如果我们回到1930年代初的上海公寓，能发现什么？满是V形纹样的梳桩台面上有口红、指甲油盒、金属味的座灯，镶嵌在正中的长方镜子里有一张刚刚画好眉毛的脸;再远一点，可以看到收紧的旗袍勾勒出她的人体轮廊，尤其是改良的低领露出脖颈，一具中央镶嵌着云石的麻将台上有一个描花瓷洗手皿，扶手椅的靠背则可以随季节翻转，夏天是木面，冬于则转到温暖的天鹅绒面，暗色花式靠椅的腿不规则弯曲，柚木床有着尖锐的弯曲栏杆和顶柱饰;再把镜头拉开一些，这座混凝土建筑有着密集的竖向线条和顶部层层的收分，配以直线或折线的细装饰，中间楼梯的窗户有装饰艺术派风格的拉力克雕花玻璃装饰。接着声音传来，在拥挤的市民的匆匆身影中，或许左冀作家、娱乐明星和年轻的蓝眼淘金者都在为各自的目的奔忙。

断裂的建筑实验
　　上海的装饰艺术波及建筑、家具设计、小电器和装饰品的设计。在建筑方面，开始最活跃的是外国设计师，之后留学或者本土华人设计师也逐渐多起来。在外国设计师中，拉斯洛·邬达克（Ladislans Edward Hudec,1893-1958）。是上海当时最有才华的建筑师之一。
　　1893年出生在斯洛伐克一个建筑世家，廿一岁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学院，后加入奥匈帝国军队不幸成为沙俄军队的俘虏被押送到西伯利亚。1918年，廿五岁的邬达克流亡到上海，开始在美商克利洋行执业，七年后成立自己的洋行，并成为之后将近十年最勤奋的设计师之一，设计了众多住宅、医院、教堂、电影院、学校、工厂、旅馆、大楼等。其中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花旗总会、四行储蓄会大楼、沐恩堂、广学大楼、市三女中五四大楼、达华宾馆等，多数都成为今天珍贵的建筑遗产。
　　邬达克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建筑师，他几乎尝试了当时每一种建筑样式，并都有出色的完成度。比如有1928年落成的四行联合储蓄会大楼，是一个具有折衷主义特色的建筑，转角处连塔楼共高九楼，外立面做竖向三段处理;底层同高出地面的地下室上部与二楼共同处理成整座建筑物的基座，墙面及各部件均以雕琢的汉白玉石砌就，三至六楼墙面饰褐色面砖，六楼挑檐之上直至塔楼亦以白石饰面;而他1932年设计完成的上海海关税务司宅邸等建筑，则是西班牙式三楼别墅建筑，立面略显不对称，底层为开敞式露台，南首第二楼有小阳台，一楼和三楼山墙上均有帕拉第奥式窗（Palladian Window）,窗间的螺旋形柱与阳台上的绞绳开铸铁条是典型的西班牙风格，室内装饰简洁雅致，细部处理西班牙特色鲜明。1933年落成的大光明电影院则有着横竖线交叉构成的立面，采取乳黄色曲面外墙、大片玻璃窗及方形玻璃灯柱，是当时最时髦的娱乐场所之一。
　　次年落成的国际饭店地处繁华的南京西路，由当时国内的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银行共同投资兴建，邬达克负责设计，陶馥记营造厂承包全部建筑工程。大楼廿四楼，其中地下两楼，地面以上高83.8公尺，是当时亚洲最高的建筑物，并在上海一直保持高度的最高纪录达半个世纪。建筑师面对局促的基地，采用了工字形的平面布局，立面采取竖线条划分，前部十五楼以上逐层四面收进成阶梯状，造形高耸挺拔，底层至三楼镶贴黑色花岗石，四楼以上镶贴棕色泰山面砖，在第二、三楼和十四楼以巨形圆角玻璃镶贴，显示出强烈的立体感。它号称20世纪30年代亚洲最先进的酒店，梅兰芳、宋美龄、张学良等名人都是这里的常客，战乱和分离也始终伴随着近代的国人。邬达克自己也在动荡中离开上海，1947年前往瑞士，几年后到美国加州终老。
　　1940年代的战乱、接下来的社会革命让建筑师、设计师和商人们无法继续他们的装饰艺术探索。但是，活的创造虽然停止了，遗迹仍然存留在上海人的生活和记忆中。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尔冬强回忆说，最有意思的是，1949年虽然政治变化很大，但是具体的生活并没有完全和以前断开，装饰艺术建筑、家具等其实在1949年以后还没有淘汰，像花露水瓶子这样的用具还是用以前的模子生产，所以装饰艺术其实还在生活中，人们接触不到西方新来的东西，于是上海的时尚好像就停滞在1940年代的回忆里，一些人一直保留着当时的收音机，直到1970年代国产的9?小电视出来后才逐渐被取代。1970年代他去相馆洗照片，底片袋上的字体还是解放前的字体，是很装饰艺术的。
　　上海人当年拥抱装饰艺术，有“崇洋”的一面，但是尔冬强认为从另一个方面讲，这其实是对现代文明的眺望，他们率先使用的汽车、收音机都是工业文明的代表，因为上海开埠早，比较早接触到现代事物、资讯，重视现代经济组织，所以他们和内地人的观念就有了差异。而且，经过最初的模仿以后，一些建筑师也有把本土文化和西方设计结合的明确观念，觉得自己有使命感要寻找两种文化的结合，比如很多建筑的装饰采用了铜钱、云纹等格式，后来在整体建筑形式上也有尝试。如果顺利发展下去，可能会发展出很完美的中国现代设计，可是后来社会形势变化了，这个历史传承就中断了。

Art Deco幽灵的回归
　　1930年代上海的畸形繁荣让它成为纽约之外装饰艺术建筑最密集的城市，这和上海的租界体制有关，正是租界养育了中国的现代都市和最时髦人群的意识。声、光、电刺激那些年轻的上海新派作家、艺术家的“现代派”创作，同样刺激了对于精致设计的需求。不论在张爱玲笔下还是在庞薰?的画中，当时的新派人心仪的多半不是硬朗严谨的明式家具，而是上海的摩登形式。与方正拘谨的中国古典家具相比，装饰派家具不仅更舒适，也是一时的时尚，除了直接进口，多数人委托紫莱街上的红木家具店仿制法国装饰风格。不过，在中式家具影响下装饰艺术也发生了变化，西洋家具制造商极力与中国文化同化，传统的吉祥纹样、材料以及工艺和法国造形、几何线条融合成中西合璧的风格。传统的中国家庭没有衣架，没有镜面梳妆台，也没有高开衩的旗袍。此时的旗袍不仅摆开长衩，还在西方时尚影响下变得更为紧身，上面还“嫁接”了西式缝纫法，比如在胸部和腰部打褶和两边开衩，改良的低领旗袍露出颈部，女性形体曲线得以突显。
　　金字塔状的台阶式构图、放射状线条这些典型造形语言和中国式的变通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上海装饰”。但是这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吗？肯定的说法简直和租界的地位一样暧昧，观察“上海装饰”留下的遗产，我们可以看到从建筑到日常生活用品的各个方面，上海装饰并没有形成特别强烈的特征，也很难说到底进口和改造了多少，最重要的是，那些建筑、家具、旗袍的设计者是无名的，也没有形成路易·威登那样的百年品牌。即使有创造的火花，进口和仿制还是占据了主体地位。那个时代的上海同时容纳装饰主义、文艺复兴、巴洛克、新古典主义、早期现代派、折衷主义、“万国建筑博览”的混杂才是上海风格。
　　尔冬强在接近廿年的拍摄中，也是上海不断演变的廿年，拆迁、怀旧轮番上演，从过去和现在上海的建筑、家具、器物的对比中，发现有关中国人对时尚生活的想像和体验，以及这个城市本身演变的秘密。实际上，照片上的一些建筑已经拆除了，还有很多建筑的设计者还确定不了，这有历史的原因，比如很多建筑师1949年以后去了台湾，所以对他们的情况就很模糊，另外大陆有很多建筑和历史资料不开放，也妨碍了有心人的研究。
　　七十年后上海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都会，过去几年也再次兴起了装饰艺术风，金茂大厦如同中国密檐塔的外观，新天地、外滩三号的内部都有装饰主义的烙印，而在不远处也许就是仿冒路易·威登提包、盗版影碟的地摊。复制、翻新和重塑，上海又开始了新一轮混合，连成都、南京也出现地产商用装饰艺术来宣传建筑。但在这股怀旧的潮流中，能否从中生长出有生命力的设计风格和文化，却让尔冬强也觉得前路叵测。“好像是Art Deco的幽灵又回来了，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次我们能为后人留下什么，一种新的、真正上海的风格能建立吗？还是只是模仿以前的东西？”他认为现在的建筑师都在自己玩，缺乏共识去集体探讨基础性问题，社会责任感也不足，就像好多老房子一样，七、八十年后看来还是非常精致，但是现在很少有建筑师考虑自己的房子在一百年后还能不能看，基本上都跟着商业要求走了，没有自己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