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唯铭

　　沙砾尖利地掠夺着我们的视觉，一同掠夺着我们视觉的还有那大片阴沉而乱云飞渡的天空，但唯有这些不可阻挡，对我们的视觉、对我们的感受：一个粗笨的建筑突兀的屹立，在它千疮百孔的墙体上，分明刻着毁灭的痕迹；在它弹孔一样痛苦的门洞里，分明飘忽着死亡的气息。
　　一座古城，一座荒城，一座淹没在时间之水中的幽灵之城，它以绝对的孤独叙述着一个王朝的覆灭、一个部落的颓败和一种文化的消亡。
　　我正在复述的是一幅照片留给我的感受，这幅照片此刻正悬挂于尔冬强艺术中心的墙壁上，在这个充满了大师克罗比乌斯所鼓吹的包豪斯风格的空间中，一个叫做“喀纳斯·额济纳”的摄影展正向上海、上海人展现着西部中国乃至西部亚洲的荒凉、孤独、沉寂、广阔、浩瀚以及那份谁也无法造就的永恒。
　　此刻，我回想着十二年以前的那些日子尔冬强表现出来的艺术预感。他不屑于过于小布尔乔亚情调的那些摄影小圈子，不屑于摄影家过于迷恋于自我感觉和自我游戏。他认为：个人是渺小的，因此，这样的个人感受也是渺小的。真正的摄影家应该感动的是他面对的现实世界，无论这个是否美好，至少它拥有博大和雄浑，并且拥有那种不被时间摧毁的永恒。
　　就此以后，《消逝的帝国》这套大型画册成了尔冬强美学理念的一个实践标本，尔冬强将目光聚焦于老上海，为我们打开上海的神秘之门提供了一把钥匙。但尔冬强并不满足。我清楚地记得曾倾听过尔冬强一个想法：他要拍摄《远东》画册，他要记录整个十九世纪欧洲文明在与亚洲文明激烈碰撞时发生的惨烈景象。尽管《远东》没有出现，但我们看见了"喀纳斯·额济纳"摄影展。
　　是对时间、历史和记忆的深刻思考，是对远比人类来得更为壮丽的自然的激烈礼赞，是对一种无限深邃无限悠远无限荣光的永恒的明亮想象。
　　"我要用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来记录中国西部、西亚、中亚的自然和文明，我渴望着让人们重新回到人类的美好家园。"尔冬强如此说。
　　在对酒当歌、风驰电掣、笑傲江湖以及还我一百个中国英雄的那些上海人中，尔冬强要做的是另外一件壮丽的事情，他期望想象永恒：在上海之外的四千公里处，在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生存的腹地，在一切都已停止唯有时间存在的地方。
　　有什么理由，我们不一起想象呢？

《南方体育》2002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