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占彪

　　也许是有意规避记忆中的不幸，也许是有从来做事低调的习惯，说起话来不愠不火的尔冬强似乎不愿意多谈自己的家世。
　　当记者为他的姓氏感到兴趣时，他说他是满族人，说不准他的亲人可能现在还在草原上放牧呢，难怪乎他高大的个头，长发齐到脖子上，尤其是那一头长发，几乎是一切艺术家的一种象征，想显示一种在世间要脱俗的姿态，对尔冬强来说也不例外。
　　他简略地说，他的曾祖父曾在天津做过商人，曾追随过孙中山，不过他强调，当然曾祖父并不是什么很有名的人，孙中山当年有一批的商人资助过革命，他只是其中之一员。祖父尔德元是在美国读的书，入了美国国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参加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海军陆战队，祖父有七个孩子，后来随军撤退时，因为上海有一些产业之故，就留下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他的父亲，当时他的父亲在美国人在上海的开的德士古洋行工作。
　　世上有些事情就是没有逻辑可循，尔冬强的祖辈们不是经商，就是从军，到了他这一辈却几乎都从事着一种文化事业，草原上那种青草的气息和的寥廓的自然风物留给他们文化的基因也许在他们这一代身上萌动了，他不无自豪地说，他的伯父和叔父的几个孩子，即他的几个堂兄弟一家几乎可以在不需要请外人的情况下，就能开一家电影公司，香港的尔冬升算是众所周知的大导演了，其实尔冬清也不差，他搞摄像的，也得过什么金马奖什么的。

　　尔冬强其实是叫一般文化人羡慕的。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想去桂林的话，往往会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是"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和"可是没有钱的时候我却有时间"，一曲《我想去桂林》将这其中的尴尬、无奈道了个尽。
　　走进泰康路210弄那条简洁的胡同不远路程，就可以看到由两座工厂厂房改建而成，面积约800平方米的尔冬强艺术中心，二楼的尔冬强那间工作室很宽阔，宽阔的显得幽静，幽静的甚至有点冷清，屋子里堆得全是各类的书，搜来的各种资料，工作的桌子就那么小，小的有点和房子不协调。
　　他叫一般文化人羡慕的是他可以坐在这个桌子旁做自己想做的事，有钱做自己的事，有时间做自己的事，这是问题的关键。像他这种生活得自由自在的民间文化人实在不多见。当问及维持他能够滋润地生活的钱从那儿来的呢，他说，起初，八十年代前后，他是属于较早就解决了文化人生存的经济问题的一个，那时学者下海啦，经商啦，什么啦与他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绌，其时中国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长期的封闭社会，使得国外有了解中国的一种强烈的欲望，但是，外国人要进中国颇为麻烦，而了解中国的中国文化人却又不太善于向国外投稿，而他正在中国大地进行实地考察，因为素来是搞摄影的，就一路拍了下来，见到一些民间艺术品就顺手买了下来，况且那时也不贵，花不了多少钱的。正是自己的这么一种兴趣和热爱，自己的东西往往能得到西方人的强烈兴趣，而西方的稿费又是非常高的，有时一篇稿子甚至达几百美元的稿酬，而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相对比较低，正是这么个稿酬使得他能够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
　　当然他也强调，起初自己的摄影和文章也并不是十分成熟，西方人做事又是颇为认真的，有时投的稿子往往又被打回来，这些一流的编辑常常提给他一些指导性意见，这样往复多次，又使得他能够更好更快地成熟起来。当然，叫尔冬强说来，他的目的又绝对不是为了赚钱，"经历了很多事情，你就不想发财了"，他慨叹道。在我听来，他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是钱财也许是身外之物，而文化可以留存下来，有一种无法估衡，但可传承下来的东西，他想将自己的所得来投入对文化的留存上。
　　到九十年代以来，尔冬强又找到了能供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和实地考察的"财源"了，多年的文化实地考察以及自己的搜寻成果，他整理出了五部书稿，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图片，当他将这些书稿交给出版社时，没有出版社愿意出他的书，他们怕赔钱。
　　这时尔冬强出走纽约，这时中国开放的程度已很大，他在纽约的一些著名杂志做编辑，然而"在做编辑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和西方人发生一些冲突，因为我不同意他们完全按他们的方式和眼光来看中国，对中国持有一种不适当态度，我觉得我在这不能妥协，所以就不干了。"他说。既然没有出版社出版他的书稿，他想何不自己为自己出版呢，于是中国通出版社就在香港注册了，在尔冬强的名片上，他的身份是摄影师，第一个"称谓"就是中国通出版社（香港）社长、总编辑，他说，自己出版自己的书比给别的出版社要合算的多，你的书交给别的出版社的话，你只能拿版税，其他的钱都归出版社了，而自己出版的书除过工本费和材料费之外，所有的收入都是自己的，当然，你出的书要有人买，而他的书正是因为有一些一手的资料图片所以更容易得到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喜欢。出版社的钱成了他进行滋润的艺术人生的保障。

　　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尔冬强本身也在搞一些近代史研究，他曾出版了关于一些通商口岸的学术著作，他说，我开始也是和记者一样，也考察，也采访，也编辑，但在这过程中，你会一点一点对某一方面的内容感兴趣，也会一点一点地钻研进去，他指着离他数米远的整齐地码在一起的一堆大部头材料，说他最近在搞一个关于一些海关史和邮政史的近代史研究。尔冬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不光是文化考察的自由、收藏的自由、也包括一种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自由，这是民间的一种学术研究的长处，他不需要申请课题，也不需要课题经费，也不需要最后的课题评审和职称评定，这是许多在研究机构和在高校的学者们所羡慕的地方，他们外在牵制的因素太多。
　　与学院里的皓首穷经式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尔冬强看重一种学术研究中实践的作用，他看重田野调查。他为了写邮政史，跑了宁波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拍照、翻阅当地档案资料等。也许是由于有一种摄影家的身份因素吧，在所引用的资料中，他独独看重视觉文献的价值，因为在他看来，图片往往最能直接地、显而易见地表达出要用许多文字才能表达出的内容。也许，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尔冬强能给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提供一种参照的价值吧。
　　他说几乎每年都有一些研究生、博士生拜访他，向他查一些资料，因为自己收集了很多资料，尤其是关于上海的资料收得很全，说着顺手拿起了一本发黄的《淞江府上海县志》，说这是当时清政府对上海一些人事进行的访谈的第一手资料，全世界就这么一本。
　　说到学术研究上，尔冬强说学术研究即要有体制内的学术研究，也应当有体制外的学术研究，过去学者们老是抱怨钱不够，现在学者的条件改善了，生活质量都提高了，但他们的学术未必做的更好，有了钱，他们却把心思花到买房，买车上，忘记了自己的本份和责任，在商业的大潮中迷失了，现在该是他们回到本职工作的时候了，在一定程度上，搞学术不必要靠政府的号召，而是一种文化的自觉。

　　尔冬强注定不是那种死读书，搞死学问的人，在泰康路210弄那个宽阔的显得幽静，幽静的甚至有点冷清的工作室里，尔冬强一年只呆六个月。一年中的另外六个月，他又要出去了，这次是西域，在这个历史已经中断了数世纪的神秘而广袤的天地中，他要寻找时间在这里停止前的文明的气息和文化的片断。他打开一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几大册厚厚的西域古地图，"我就是沿着这条河一路考察过去的，将沿途的风物都拍下来，为历史留存一份资料。"接着，他拿出自己拍摄的一些照片，挣扎着苦死的胡杨，狼烟飘散的烽火台，外表是伊斯兰风格内部却有佛龛的居屋……每一张照片都能给人一种无穷的暇想空间和一种几乎能触摸到历史时间的震撼。
　　他摊开新疆考古所所长的回信说，"我们今年下半年准备要到楼兰进行考察，82岁的冯其庸老人也一同去。"
　　"截止现在，我已出了五十多本书，我要做到一百多本书，到那时起，我就准备给自己退休了。"尔冬强在为自己的将来做着计划，一问，才知他是1959年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