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唯铭

　　在10月1日的深夜给冬强挂电话，录音电话里传来他的声音：我是尔冬强，我正在中国的北方旅行……
　　和往常一样，当这座城市及其他的子民正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时，冬强背对喧嚣的街区喧嚣的人群，走进田野和乡村。
　　大约在四年前，我与冬强相识，至今我还难忘他的挂满各种面具的工作室中的狞厉、奇诡的气氛，他那深邃的眼神和静如止水的心境，以及他用平淡的口吻说的一句话："我是个悲观主义者。"
　　不少自称是悲观主义者的人，事实上却有滋有味地品尝着他们口口声声所鄙视的现代生活。因此，他们的悲观只是一番矫情，他们的厌倦和冷漠只是一种时髦的包装。
　　冬强不同。他选择了漂流的生活。他的"悲观主义"的内涵是：痛悼中国传统文明的衰微，拒绝城市生活的浮华和夸张，一年中有八个月的时间流浪在乡野，以寻觅宁静、淡泊的意趣，思索生命的意义。四年间，冬强始终捍卫着他的东方式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毫不在乎我们大家都已变得一式的"金利来"。
　　今年初夏，冬强以一个优秀的职业摄影师的身份出访美国。7月中旬，他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有荒凉却不失粗犷美的得克萨斯州的景色，还有他的一行文字：美国的西部和中国的西部一样美，我的流浪也许该从这儿开始？
　　在夏季接近尾声的时候，冬强回到上海。他在他的工作室向我讲述美国之行：西部一个小镇上的一位老人，虽已身患绝症，每天仍写作三四个小时。写作不会给他带来任何东西，没有寻常意义的名和利，他只是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说完，冬强在苍老的屋檐下望着我，依旧是深潭一般的宁静。
　　纽约的繁华、旧金山的热烈和阳光地带的绮丽都不能影响冬强，他的灵魂逗留在西部，盘桓在一个小镇老人的生活方式上。
　　这便是冬强。当我们全体已被征服，成为我们最初鄙视而今已认同的生活的一部分，唯有冬强凭着他内心的宗教感和乌托邦，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缘于此，在这个年度的10月，他又一次拒绝城市，走向中国北方的原野。
　　在上海的屋檐下，这是另一种绝无仅有。

《上海家庭报》1992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