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要收藏这些器物，只是因为当地的拍摄条件不都理想，就想买下来带回上海再拍，比如一些旧家具和旧绣品，后来发现这些东西都没人做了，渐渐的就要消失，那么我就生了心，开始收藏。”尔冬强对我谈起收藏民间艺术品的初衷时这么说。
　　尔冬强走进回响着苏州评弹婉转曲调的江南小镇，走进散发着黄梅戏韵律的徽州村落，走进震荡着牛皮大鼓铿锵鼓点的黄土高原，在他用照相机镜头对准那些朴素的农民时，也注意到留下他们手边的器物，挂过红辣椒的玉米棒子的窗板门廓，甚至他们奶奶坐过的花轿。于是他将它们装车、或托运，带回上海，直到存不下了，就在上海的近郊青浦区（当时还是一个县）买了一幢农民的平房，稍经修缮，就成了他的民间艺术博物馆。那是1992年的事。
　　这里离市中心七公里，星散的民居被田野所包围，刚收割的土地散发出沉睡的气息，麻雀在欢快地啄着食。推门进去，二十多间屋子归类展示着尔冬强收藏的尘封岁月和隐居生活。
　　由于爱好收藏的缘故，多年来我有机会见识了不少东西，而在尔冬强的“城堡”里，展现于我眼前的收藏品虽然未能超越我经验之上而引起感官上的震动，但他对器物的处理方法，着实让我获得启发。这里的器物向人们诉说着前尘往事，更向今天电子时代的人们展示农耕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意趣以及哲学，并且还有中国的官宦制度和官本位意识的载体，比如衙门的仪仗牌和匾额，还有存放官服的皮箱。至于淌着红缨络的清代官帽，是一种最直接的权利象征，当初李鸿章就因为被割去顶戴花翎而遭到外国公使的取笑——“像一只拔去尾巴羽毛的公鸡”。
　　在一张小床上，我看到了散放着的女红——它们是让人易生伤感、同时又有着肌发之亲的荷包、香囊、手帕、帐挂、扇套。荷包和香囊都是深藏闺中的女性的定情之物，所以几百年来成就了民间小调的规定情景。是一种继承了《诗经》传统的贫民化的含蓄而直率的抒情。看到了这些物件上面的绣花，一针针都绣进了姑娘的梦想和对未来生活的盘算。
　　在另一间屋子里，我还看到了不少“硬件”，它们是一些文化信息更为强烈的生活器具，比如拨步床、架子床、雕花窗板、大红的木桶——那是过去孩子们在学步前盘踞的地盘，下面可置火盆以驱寒冷。在那些髹着大红生漆，鎏着金粉的旧家具上，积淀着代代相传的审美情趣和通俗文化，说教着因果报应和三从四德，为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潜移默化的熏陶。尔冬强将这些旧物器按一种似曾相识的状态布置出来，活脱一幅立体的风俗画，同时也使人置身其间，仿佛握有一种直逼根源的冲动。
　　还有纺车、水车、打谷箱、磨盘、牛车轮和采集菱藕的蚱蜢小舟，虽然离开了家作的本意，却与周边的泥土呼吸与共，那是一个关于中国传统意义上渔樵耕读主题的空间。
　　尔冬强尊重传统，也不排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特别是在物质层面的影响。所以在他的民间艺术博物馆里，也可以看到流散于民间体现西方文明的器物，比如短统毛瑟枪、有着翡翠烟嘴的烟斗、曝光一次必须换一只镁光灯以及皮腔长的像一列火车的祖父级的照相机、还有……我在他的客厅里看到了壁炉，这曾经是西方生活的最重量级的物证，这是尔冬强经过一片正在拆迁的旧洋房里发现并买回来的。还有客厅里散着的几十把不同风格的椅子和餐桌，也是他从瓦砾堆里抢救出来的，放在这样的环境里，它们死而复生，有点黯然神伤地将勃朗特三姐妹的故事絮絮忆起。
　　尔冬强告诉我，他每到一处，总能在角角落落收罗到一些被遗忘的器物，都要带回不少东西，直到现在还有几屋子的东西存放在外省。“没时间去取，有人来催我，不断催，真想找个时间去一下。”
　　有一次，他从江南某个小镇一下子收藏到一百四十多扇乡村居民的雕花窗板，拍了照，编成一本角度很巧的专著。“细节就是艺术。”这位脑子里很灵的摄影家说。
　　由于这个民间艺术博物馆于国家博物馆不同，不是展示皇室或王府的器物，而是更直接的反映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民间的审美情趣，它的学术价值显而易见，到目前为止，零星的客人数不胜数，组团的客人已经接待了一百多批，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搞建筑的，搞民俗学的，搞教育的都有，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尔冬强亲自当讲解员，占用了他不少时间。1998年4月，尔冬强将一部分收藏送到了周庄，帮助当地政府辟建了一个江南民间艺术博物馆。接下来他还准备在青浦区建造一个规模更大的博物馆，“可以由国家来管理，所有门票收入都给政府部门，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省下时间搞创作了。
　　收藏的旧家具放不下了， 尔冬强就与朋友合开了一家据说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旧家具商店。这种商店，在上海虹桥一带很多。十多年来，旧家具仿佛从灰姑娘摇身一变为白雪公主，深受国内艺术家、文化界名人和外国人的宠爱，拾起这个话题，至少是一片一万字的大特写，这里且放一放。单说去年早春二月由尔冬强发起的一次千人唐装盛会。就在他和朋友合作的那家地处沪青平公路上的旧家具商店，尔冬强在请帖里郑重其事的要求每位来宾“穿上唐装”，其实就是女士小姐穿旗袍，先生男士穿长衫、马褂或早期的中山装。
　　那一晚，场面真是热闹，尔冬强在店门口迎接客人，他本人穿了一件洋红色绣金线团花的中式短褂，依然留着短小的胡须，满面春风地对客人拱手作揖。诺大的展示厅里，几百号人仿佛从樟木箱里跑出来，女性着旗袍、短袄、或织锦、或刺绣，亭亭玉立，风姿卓然，一派金枝玉叶的功架；男性着马褂、长衫，头戴铜盆礼帽，更绝的，弄一只雕花烟斗捏在手里转，绅士到萨克斯风。彼此对视，然后大笑，时光倒流到二十年代。看京戏，看皮影，看中国歌舞，坐在满世界的旧家具里，不必担心弄坏了，这一夜，老板的脾气也好到极点，所有的食物尽吃。最有趣的是那些金发碧眼的老外，为盛会早早的定制了中国服装。太太小姐穿上旗袍后照样曲线必露，先生呢，长衫马褂上身后，再加一顶西瓜帽，兴奋得脸也红亮了，让人想起在清皇宫里为末代皇帝讲课的洋先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受到以美国文化为首的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在我们的艺术家中，有相当数量的不坚定分子，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艺术作品和活动，或媚于他人，或哗众取宠，或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而等待西方的招降纳叛，我们不自觉地纳入了西方文化的批评系统中。这是很危险的。而尔冬强在他的《来自柏林的书简》中则有点激愤地说：“我一直是一个大中国主义者，推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是我穷此生追求的目标。这次欧洲各地旅行，置身于灿烂的西方文明，令我对东西方文化有一种更深入的比较，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应该找到一个契合点。” 千人唐装盛会的举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尔冬强还说：“中国的旗袍影响了西方人，这次活动的意义应该看得更深些，它不是一场游戏，也不是一次超级大派对，而是一次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也可以，并且也正在影响西方。”
　　尔冬强还告诉我，不久他将赴美国华盛顿、纽约、芝加哥、丹佛等六个城市办展览，展品是他拍摄的中国传统建筑照片，还有就是从他收藏的三万余件民间艺术品中选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