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嘉禄　　

　　尔冬强一年中有八个月走在路上，他用脚板感觉大地的呼吸,用镜头观察世界、收藏历史，用摄影语言说话。他说，我只对即将永远消失和刚出现的事物感兴趣。
　　他在旅途中的遭遇不大对人说起，烈日、暴雨、雷电、寒冰等“节目”，对他来说如呼吸一样正常，他更愿意向朋友透露这样的信息：我又发现了一个美丽的村落。
　　这就是尔冬强，一个有点瘦羸的男人，一个崭新意义上的摄影家、旅行家和收藏家。

　　我虽然是尔冬强的朋友，但对他“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多问，他不属于善于炒作自己的人，更无意将家族的荣耀往脸上贴金或者将才结疤的伤痕当作勋章。我只知道他的祖父曾经是一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官，他的堂哥是香港著名的电影导演尔冬升，这种家庭背景使他从小生活在一种中西文化相融的气氛中。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他1959年出生于天津，后来一直生活在上海。
　　1983年前，他在上海画报出版社工作，职业是摄影编辑，他的作品已经在全国获得过许多奖项。随着艺术经验的积累和创作欲望的喷发，尔冬强清醒的发现自己的才华受到体制的羁绊，热衷于玩弄城市生活小情调、小感觉的摄影师生活也令他厌倦，于是他下定决心后从根本上脱离了“单位”这个文化符号，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职业摄影师。
　　尔冬强一身轻松地“走出彼德堡”，一头扑向更为宽广的乡村和原野。尔冬强在八十年代初已经敏锐的察觉到，随着城市文明的渗透和蔓延，中国农业社会的印痕必将被大幅度的擦去，于是为了尽可能记录下处于嬗变时期的村镇的风土人情和炯异的地域文化，他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省份。在大别山、陕北旅行时，他选择了徒步的方法；在环太湖和对江南小镇的旅途中，他选择骑自行车；而在新疆，尔冬强花一百元钱买了一辆板车，载上西瓜、哈密瓜让小毛驴拖着，像阿凡提似的慢悠悠地转着，旅行结束后就将小毛驴和车一起卖掉；如果在沙漠，他借一辆吉普车自己驾驶，顶多再带一个朋友做助手，天马行空的深入不毛之地。
　　在放眼远山荒漠的同时，尔冬强并没有放弃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关注，相反，从八十年代起，随着城区改造步伐的加快，昔日的租界和老城厢的居民区随时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夷为平地，他敏锐地将镜头对准了许多人熟视无睹的街景和建筑。
　　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尔冬强将他的作品寄给国内许多向他约稿的知名刊物，但更有积极意义的是发往世界各地，他的亲友大多在国外，旅居海外的华人需要了解故乡，西方人更想知道今日中国的情景，尔冬强的摄影作品能给他们直观的感受。虽然尔冬强的感光技术体现着很专业的摄影语言，但他的视角一直饱含着浓烈的民族感情和东方的审美情趣。
　　当撰稿、发稿的速度已经跟不上摄影作品创作的节奏时，当自己的创作意图不能得到最充分、最完整、最传神的表述时，尔冬强颇有“野心”的想到自己搞一家出版社。1992年，他在与一家美国出版机构接触后，满怀信心地在香港注册了自己的出版社——中国通出版社。次年，这家旨在向海内外推广中国历史文化的出版社出版了尔冬强的摄影作品集《最后一瞥——上海的西洋建筑》。这是一本以建筑的形态纪录上海百年风云特别是租界历史的摄影集，出版后在海内外热销至今，已多次再版。此后，尔冬强几乎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摄影集，影响比较大的有《中国的教堂》、《中国避暑胜地的西洋建筑》、《中国近代通商口岸》、《长江商业文明》、《中国民间艺术家》。前不久，尔冬强又推出了《从中国看魁北克》，这是去年夏天尔冬强应加拿大政府的邀请在那里旅行三个月拍摄魁北克的风土人情的照片精选，厚重的历史沉淀、独特的人文景观和美丽的令人心醉的景色在尔冬强的镜头里得到了浓缩的呈现，特别是每张照片都体现了一种东方人的眼光，使两种差异明显的文化在镜头里得到了视觉上的揉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今年二月中旬当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上海时，将它作为国礼送给了东道主，魁北克省的省长布沙尔还特意赶到浦东金贸大厦参加了这本摄影集的首发式。
　　而在1998年夏天，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上海时，尔冬强的一本摄影集也引起了他的兴趣，浏览后给尔冬强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
　　这几天，尔冬强产生了要将上海老城厢拍下来的愿望。上海的老城厢是清代以前上海县城的旧址，虽然早在民国初年，城墙被拆，护城河被填，但封闭型的城廓以及在今天的地图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出，诸如王医马弄、尚文路、旧校场路、三牌楼等弯弯曲曲的小路和粉墙青瓦的建筑也是逝去岁月的纷纷零落。一些老上海的原生态还多少保留着，比如街头的剃头摊、修鞋摊、缸炉大饼摊、烟杂店、一直延伸到行人道的旧摊子和晒太阳聊天的老人们。于是，跟往常一样，尔冬强带着哈苏照相机和地图走进了行将消失的风景，走完一条老街，就在地图上划去一条。
　　尔冬强抱着一箱照片对我说：“不用太久，这又是一本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