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嘉禄

　　如果以北京琉璃厂那些老先生挑剔的眼光看，尔冬强可能算不上是收藏家，顶多只能算一个玩家。他的收藏品很杂，杂到叫人难以归纳的程度。从大项上算，他有瓷器、照相机、面具、家具、书籍等等。从小件上算，简直不胜列举了。例如几个世纪以前俄国贵族使用的白银夹鼻镜架，本世纪初的英国公用电话等等。
　　尔冬强把这些"宝贝"安置在距离上海市区十公里的青浦县一幢乡村小别墅里。两层楼的房子被分隔成十多间，走进去，就走入了尔冬强刻意营造的世界。
　　一个皮质的呈不规则形态的箱子原先是用来存放官袍的，这样的箱子在上海很罕见，有外国人愿出高价钱收购，尔冬强当然不肯割爱。现在它静静地卧在客堂中央，上面还散放着几顶有红缨络的帽子，这一组物器与客堂正中高悬的几大块匾额构成了一种森严威峻的情景，温敦的颜体字和皮箱庞大的身躯象征着中国繁复的典籍制度和侯门的深不可测。
　　一件很狭窄的小屋子里，在一张小床散放着精细的女工，荷包、香囊、手帕、帐挂、扇套，像扇套这类东西显然是订情之物，荷包当然也是。因为比扇套更具民间性，所以绣荷包就成了民间小调的规定情景，它是一种继承了《诗经》传统的平民化的含蓄而直率的抒情。我细细端详着一件件女工，想到了旧时的女孩子们在闺房里日复一日地绣花的情节，她们绣着香囊，同时也绣着未来生活的盘算。
　　一具雕镂精细的架子床，通身髹着红漆，雕刻的突出部分用金箔敷贴，使故事情节有了一种绵绵无尽的延续，帐子软弱的垂着，微风使它颤动而不是我们的目光。在架子床里还设有过大庞大的马桶和脸盆架，窗下还有需要两个壮实男人抬起的红漆嫁奁箱和衣箱。屋子的一角则是安置婴孩的立桶，有冬天用和夏天用两种，在一张条案下塞着存放粮食的圆桶，也是红漆髹的。我的想象在这一刻也被大红色的灯笼点燃了，于是满屋子涨满了红彤彤的光焰。这种生活场景我是不陌生的，我的故乡在江南，在记忆深处，这些物件都是我童年故事的道具。而在尔冬强的布置下，则别有一种意味，它是旧时中国妇女生活概念的具体承载或者说红色的诠释。表面上温暖的、平安的、富足的，实则是单调的、清寂的、有着无尽哀怨的。
　　在庭院里，在一株经过雨点轻轻敲打的芭蕉树旁，有一个工人挖出的小水塘，横栖着一条小渔船。小船长而窄，两头尖尖，中间是遮雨的乌篷，船板已经泛出了深灰的颜色了。因为小船的船身超过了小水塘的直径，它只能架在水面上了，这也使它的倒影显得非常动人，令人想起黛色的拱桥影和河中的叫卖声。这条小船和阳台上同样两头尖尖的采菱蓬、打谷箱、龙骨水车以及屋内的纺车、蓝印花布还有层层叠叠的旧书一起构成了一幅画了几千年的农樵耕读图。
　　短铳毛瑟枪、有着翡翠烟嘴的烟斗、手摇唱机、曝光一次就必须换一个镁光灯泡的照相机和皮腔长得让人想起一节火车车厢的属于祖父辈的照相机，还有……我的目光在壁炉上凝结了。尔冬强在上下两层卧屋里各砌了一个壁炉，一个是可以生火的，一个纯粹是装饰。这两个壁炉是从老房子里拆下来的，不能算特别的精致，甚至可以说显得有些粗陋，木结构与瓷砖的匆匆结合。但在尔冬强的安排下，这两个壁炉基本忠实地传达出一百年前受到西方文明强烈冲击的上海中产阶层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刻意模仿和崇尚的心情。这也使我想起了七十年代初上海人在经营小家庭时对所谓捷克式家具的模仿。更令我赏心悦目的是尔冬强在壁炉前的布置，沙发或藤椅加一个茶几圈起了一个适宜倾诉的小环境，茶几上铺着一块格子布，上面看似随意地散放着台灯、相册、烟缸、花瓶和一些只有尔冬强才会发现它至美之处的物件。这些东西既是生活器具，在摄影家手下，又成了表达一种情绪的道具，它的微妙之处在于移步成景，不断地释放着尔冬强艺术创造的天才性。
　　尔冬强收集收藏品最原始的动机是对他的摄影创作有帮助。他曾从江南一带收藏到一百四十多扇农村民居的窗棂，编成了一本摄影专著。这就是一个例证。平时只要外出摄影，他总能敏感地在农村的角角落落搜罗到一些东西，至今还有五卡车的旧物暂放在物主家中。相比之下，《中国通商口岸》、《中国名山别墅》、《中国近代西洋建筑》、《靠近天堂》、《最后一瞥》等画册不仅制作精美，在商业上也是成功的。在尔冬强的摄影作品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即将隐去的生活痕迹和几代人的故事，更能感受到摄影家对于一种生活形式上的精神上的开掘。平民的、贵族的、精神的、物质的、粗糙的、精致的、书斋的、乡场的、流浪的、闲适的……种种生活形态在他的审视下，在他轻轻触动快门的一瞬间，从过去的生活中渐渐复活了，有了与现代人对话的气息和思想。因而，画册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记录而成为对生活的重新梳理、整理和充满浪漫色彩的向往。
　　也因此，尔冬强那十几间屋子里的旧器物才不会散发出令人讨厌的霉味道，也没有四处飘散的尘埃。相反，经过他的巧妙摆布，组成的画面有了寓意深刻的内容和主题思想，并给时下的民间收藏热以很大的启发。

《今日上海》199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