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嘉禄

　　尔冬强说他不是一个收藏家。
　　如果以北京琉璃厂那些老先生挑剔的眼光看，年轻的尔冬强就有可能被很不幸地从收藏家行列里划出去，顶多算一个玩家。他的收藏品很杂，杂到叫人难以归纳的程度。从大项上算，他有瓷器、照相机、面具、家具、书籍等等。要是从小件上算，那就不胜枚举了。比如说他从破旧的桌子上拿起一副白银的夹鼻眼镜架在鼻子上作出眯眼远眺的动作，暗示我想象圣彼得堡歌剧院的包厢里坐着一个年轻伯爵正在打量一个浪漫故事的开头。而我则拿起一个压蜡烛芯的小玩意儿伸向银烛台，这个玩意儿有着长长的细细的柄和一个钟形的罩，从形而上的意义讲，压烛芯的动作在电影里通常表示一个暧昧的结局。这些东西在上海是极少见到，因为上海的生活背景即使是半殖民地的社会状态也没有它们的用武之地。尔冬强是从国外的冷摊上觅到的，很贵。
　　再说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他必须有一两件足以让同好甚至博物馆馆长眼红的精品，最好是足以加重历史结论砝码的标志性物件。这件，好像尔冬强还没有，或者说他还没打算让人家看。收藏家还常常发表一些宏论，其中不乏具有独创性的真知灼见，足以改写历史结论的。这些，尔冬强似乎也没有做过，他没有这方面的专著。但是放在今天整个社会收藏热的背景中，考虑到上海已经躁动着二十几万收藏爱好者这样一个参照系数，尔冬强随手拿起任何一件小东西，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跻身于收藏家这支庞大的队伍。
　　可是尔冬强还是有点固执地说，我不是一个收藏家。
　　他的表情让我相信，这不是一种耻与二十几万这数字为伍的孤傲，而是一种做人和搞艺术的真诚。他提醒我把他当作一个摄影家。我当然这么认为。
　　冬天一个难得的暖和日子，前一天晚上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潮润而清新，尔冬强驾驶他的北京吉普把我拉到距离上海七公里处属于青浦县的一个乡村，屋外的晒场上有几只鸡迎接着我。他打开一扇扇房门，让我进入他的隐居生活和尘封的岁月。
　　由于爱好收藏的缘故，多年来我有机会见识了不少东西，此刻展现在我眼前的收藏品似乎未能超越我的经验之外而引起感官上的震动。然而尔冬强对物件的处理方法，着实让我获得了全新的认识。
　　一个皮质的呈不规则形态的箱子原先是用来存放官袍的，这样的箱子在上海很罕见，有外国人愿出高价钱收购，尔冬强当然不肯割爱。现在它静静地卧在客堂中央，上面还散放着几顶有红缨络的帽子，这一组物器与客堂正中高悬的几大块匾额构成了一种森严威峻的情景，温敦的颜体字和皮箱庞大的身躯象征着中国繁复的典籍制度和侯门的深不可测。
　　一间很狭窄的小屋子里，在一张小床上散放着精细的女工，荷包、香囊、手帕、帐挂、扇套，像扇套这类东西显然是订情之物，荷包当然也是。因为比扇套更具民间性，所以绣荷包就成了民间小调的规定情景，它是一种继承了《诗经》传统的平民化的含蓄而直率的抒情。我细细端详着一件件女工，想到了旧时的女孩子们在闺房里日复一日地绣花的情节，她们绣着香囊，同时也绣着未来生活的盘算。也许是没有太多的欲望和信息的干扰，她们才能将花饰绣得如此的精致，比起现代电脑的刺绣，在规范之外又多了满腔的温情和绕指柔的细腻--这是闺房生活的写照。
　　一具雕镂精细的架子床，通身髹着红漆，雕刻的突出部分用金箔敷帖，使故事情节有了一种绵绵无尽的延续，帐子软弱地垂着，微风使它颤动而不是我们的目光。在架子床里还设有过于庞大的马桶和脸盆架，窗下还有需要两个壮实男人抬起的红漆嫁奁箱和衣箱，屋子的一角则是安置婴孩的立桶，有冬天用和夏天用两种，在一张条案下塞着存放粮食的圆桶，也是红漆髹的。我的想象在这一刻也被大红色的灯笼点燃了，于是满屋子涨满了红彤彤的光焰。这种生活场景我是不陌生的，我的故乡在江南，在记忆深处，这些物件都是我童年故事的道具。而在尔冬强的布置下，则别有一种意味，它是旧时中国妇女生活概念的具体承载或者说红色的诠释。表面上温暖的，平安的，富足的，实则是单调的，清寂的，有着无尽哀怨的。
　　在庭院里，在一株经过雨点轻轻敲打的芭蕉树旁，有一个人工挖出的小水塘，横栖着一条小渔船。小船长而窄，两头尖尖，中间是遮雨的乌篷，船板已经泛出深灰的颜色了。因为小船的船身超过了小水塘的直径，它只能架在水面上了，这也使它的倒影显得非常动人，令人想起黛色的拱桥影和河中的叫卖。这条小船和阳台上同样两头尖尖的采菱盆、打谷箱、龙骨水车以及屋内的纺车、蓝印花布，还有层层叠叠的旧书一起构成了一副画了几千年的农樵耕读图。